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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谈谈中国现代艺术,我一推再推,因为我要是躲在家里和朋友请顿饭多喝几杯,砍砍现代艺术特别是中国现代艺术,我倒是津津有味。如果成文成章,我就怕有点大言不惭了。今天是最后期限,好友和丈夫编辑都一催再催,我说那我可胡写了,他们异口同声胡写胡写把。其实我唯一能做的是从比较的态度来谈点个人体会。记得十五年前我们一帮子组织“星星画会”时,我们大家一腔热血,浑身是有劲没地使,个个兜里没分文。黄锐,老马,王克平,曲磊磊,严力,阿城,笔者一开始就那么七,八个人,加上(今天诗刊)的北岛,芒克等给我们击上阵鼓,为我们每个人的画配诗.我们象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把我们想干的事业想表达的意境及要宣泄的情感混着颜色调色板再加上脑袋,画笔,刻刀,一起别在裤腰带上,其实当时我们的口号只不过是“要艺术自由”,谁也没有想到历史接纳了我们,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到我们光荣的进入美术馆举办“星星画会第二展”时集体照片上已是三十好几个人了,照片上我们脸顶着西下的热太阳,努力睁大眼睛向摄影师,有分寸的微笑着。1979年底1980年初,我们星星画会的名字成了中国当时艺术界的“现代艺术“的代名词,那时我们到处寻找各个角落中残存的画册资料,毕加索,马提斯成了我们口头上的“老哥们儿”。我们要求我们的绘画方向越来越现代越好。创造动机越真诚越好,从艺术上寻找自我,寻找人性,讨回艺术的原始真言,净说豪言壮语了。如今我们老朋友回到一起,各谈各的艺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罗卜坑里深挖,深造,扩展大空间,可是一旦回到老话题上“星星当年”,我们又都变成“祥林嫂”了,结果总是闹得我们各个心里热呼呼的。
15年后的今天在BELLEFROID画廊我接触了不少亚洲画家,和艺术家打交道也有点成为我第二个职业,我对中国画家总是有特殊的感情,我见到了五花八门的人。
从85年“星星”以后中国现代艺术又一次冲刺以来,中国艺坛真的是有大改变。我回国见过许多画家,见过他们的创作条件之好,让我这个当年得靠床单当画布,偷建筑工地的木头和窗框当画框子的主儿大吃一惊,他们的创作无拘无束,什么都敢上画布,什么都敢暴露,他们的创作思维前卫而敏感,有的时代语言相当强烈,如不知道作者是中国人,我真以为艺术家是在欧美土生土长,在细看每每使我吃惊,艺术家不是沈阳,陕西,山东的,就是北京,上海,广州土生土长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哪来的这种思想基础?还是中国人是天生聪明过人的种族。有的画家没落,荒唐,颓废的心里状况,你真以为他是在上吊或抹脖子之前最后一张。有的作品和西方最有名的前位作品相象的分不出你我。在BELLEFROID画廊办徐冰“天书”展览时,我们俩在画廊中爬,蹲,跪,登高上梯子整整三天把画展搞出来了,他的作品很象他的为人。徐冰做事即与懒惰不治边,不去亲热一劳永逸。他有一丝不苟的作风,也很可能带有知足常乐得贤态,这可是我说的不知他老兄是否同意。在他那每颗微妙的小字里,使你既想到宇宙诞生那第一天的爆炸,又想到一滴水中微生物在一秒种之内已胜利的繁衍了老爷爷和曾孙子好几代。前年BELLEFROID先生在广州双年展时和王广义一起决定了一个王广义个展,经一年的准备,请帖印好了,开幕式是1993年5月6号,飞机票按他的要求买好了,我和我先生EMMANUEL去机场接他,人都走光了,老远见一个象刚从峨嵋山顶下来的出家人,尺把长的头发,带一副甫仪式墨镜的亚洲人,气气派派,遛达着推一辆巨大的机场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小手提包。我开始心里发凉,因为每天数分传真和电话,板上钉钉了让他带全部作品来,画廊已全部按他给的尺寸打好了画框,他两手空空,慢条斯理的走来,那里见过这样的镜头,我们等着他带画来上架呢。
BELLEFROID毕竟是“老外”,他急了。王广义楸揪着下巴上的细流行性柳叶胡子认真的解释着说:“我已经想过我要在巴黎香榭里大街上画一个巨大的大批判广告,用霓虹灯装点,批判法国”。我们唯一的挽救办法改印请帖日期,我为王广义租了朋友的画室,为他买了全部材料,他画龙点睛,我绷画布,涂底色,打下手,我们从我的大儿子的玩具箱里高兴的找到一些胶皮数字,成为他的商业数字符号。我边干边发牢骚:“你老兄干的好事,这下子可把我们花销惨了”。王广义歪在沙发深处,一笑说:“你不是还没卖房子卖地呢吗”。一个星期以后展览搞出来了,我们也混得很熟了。他抽空去逛红灯区见识了见识也回来眉开眼笑比个天真小孩子还愉快。我们也成了朋友。展览后他卷画走人。有人告诉我:“他给法国别的画廊卖了几张在画廊展览的画”。我一笑不太相信,心想谁能教养出那种人格,并说:“别逗了,天下有那种事儿吗”。
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接纳中国,好大一件事。我和先生俩也带着孩子去了,中国十九个画家只能借展在一栋别用厅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威尼斯双年展创始以来的展览厅就是没有中国厅。中国艺术家能有本领得到护照的都来了,他们比较失望,觉得没有得到他们预想的重视,因为这次展览的确在中国艺术历史上是重要的。当我见到徐冰的天书脚踏雨淋,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刘炜,他穿戴很有特色,刘炜人也很自发性,我和他问好后,他象在老朋友家喝酒似的,开始大骂双年展开幕式时艺术家的人事间矛盾,并对威尼斯这座名城表示:“还没有空看它呢,烦着呢,有的地儿好看,有的地儿真他妈的脏”。我马上回忆起1983年我刚到法国第二天记者采访提出了所有记者都要问的傻问题:“你对巴黎什么感受”。我挖了半天脑袋中对这座名城第二天的印象,回答说:“比我想象的脏,到处是狗屎”。我注意到刘炜是他的一张画:他和他的兄弟儿时穿着开挡裤面向观者四只小腿向前直伸,后面墙上是一种大毛主席像,画柔细而又粗暴的抓住观众的思绪,带你回到那个我们经历过的时代。是这张画不知动了我哪一根弦,使我很想更多的看到他的作品,如今我认识了他本人,他和他的画是父子,前一段我先生去中国,他每次去都要去看看艺术家们在画什么,他告诉我,威尼斯以后,他画了很多女人体,可能中国人现在也可以公开看到“花花公子”这类杂志了,我很遗憾没能见到这些画。
方力钧是很惹人回味的人,他的作品使你感到他一定是不说话或说实话的人,他也一定是个情性始终如一的主儿,所以他可以为了完成几张画上月头儿,上年头儿的在他的画前遛达,没有使人感到那种灵气活现、及时行乐、大发大泄的痛快。方力钧在威尼斯“东方之路”展厅前台阶上,用刚握手问好后的那只手,扑棱着他的扇风耳,往台阶上一蹲喝喝傻笑,我在几年前圆明园画家村他的老画室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时,他就是这样喝喝笑着扑棱着大耳朵把小板凳让给我们,他往地上一蹲,在他面前你没脾气也不想防备什么。方力钧通过他对他自己心灵的对视,以绘画这个媒介语言方式传染给观众的是今天他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及政治环境给人带来的感受,他可能从不想解说什么。对观众来说,你有感觉也好,没有感觉也罢,那就是你们的心灵感应了,与他无关。
此外我还看了大量别的青年艺术家今天的作品。当概括去想这些画时,我常眼前出现在王府井大街上见过小妮儿小伙子骑车或走路穿在身上的和尚背心上写着“别理我,烦着呢”或“有钱和没有钱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时代情绪。
的确还不能以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具备国际性,特别是当代国际水准;什么是国际水准,我这话说的会让正牌大艺术评论家嘲笑了,但正因为我没有心里制约豁了说出来痛快。我认为艺术应该具备阴阳极端,并和合的性质。无论艺术家认为艺术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地的工具或认为艺术是一件得心应手戏法儿式耍人的玩艺儿,还是以心迫心直到清明庄严的照见自己与世界的真实法器;总之笔者的观点是艺术应该是从性命根子里长出来的最真诚的果实。果实大而硕美,还是弱小蔫瘪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心与灵的同步。
我的的确确相信,硕大一中国,又多灾多难,越是象人们形容的:你扔一个石子在人群中,打着的不是写东西就是画画的,就越是让人感到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快要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新亚洲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艺术将得到世界性的关注。
李爽——1995年,3月 (方力钧展览画册)

时间:2007年8月 被采访人:李爽 采访人:王静
王静:今天的访谈,我想请你从你的角度,对你参加“星星”的来龙去脉详细讲述一下。包括你周围的一些艺术家,你的一些朋友,可能还有诗歌界、文学界的一些朋友,当时那些年轻人的那种状态,从20岁以前自己的思想,包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观的方面,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我想听你来谈一下。你参加“星星”的时候是多少岁?
李爽:我参加“星星”的时候23岁。但是我参加“星星”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有基础了,从精神上各方面都是很有基础的,完全不是一种偶遇,好多人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在不适合他们的空间里,他们是不会成长的。反而垮掉失去生活理念。
我父亲是清华的教师,母亲是北大的。我属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文革的时候这样的背景是很糟糕的。受冲击的事情,我想人们听到很多了。我母亲的家庭是北京著名的古董商,我从小就受祖辈艺术的熏陶,同时他们又是基督教徒,所以我受的文化影响比较完整,西方的和东方的背景都有。
我的爷爷就是被红卫兵打完了以后,抄家什么的,之后就瘫痪了,我姥姥就疯了。
王静:就是说等于两家,包括爸爸家和妈妈家都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李爽:都是受到冲击非常严重的。我的父亲在清华“反右”的时候已经被打成“右派”,我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清华有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他,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做很多大型建筑,人民大会堂啊这类的。我父亲就被下放到这些工地,我母亲也受到牵连,她虽不是“右派”,但因为我父亲的“右派”身份,就很荒唐地把我母亲下放到了东北。那个时候我刚刚两岁多、三岁。父母都根本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把我全托《人民文学》的一个幼儿园里。我想大家可能都对人的心灵成长有一些认识,就是幼年时候的经历是决定一生的最关键时刻,我就在这个时候被放在这个幼儿园里。幼儿园的老师们,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就歧视我,父亲常常星期六来接我的时候比别人晚,那我老是好几个小时就坐在走廊里等他。后来因为幼儿园的一些教师歧视我,所以她们就不管我的起居,冬天的时候,我的手和脚都冻的肿了,冻得我根本穿不上我的鞋袜。后来我的手脚都烂掉了,因为脚上冻伤太严重了,这个原因我被祖父母接走,后来我就一直跟着我的祖父母,我的艺术熏陶就开始了。
王静:这种影响应该是最深刻的,从小的这种家庭熏陶是很重要的。
李爽:对,祖父给我看书和画册,说他的梦想是亲眼比较埃及金子塔和亲见费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大卫石塑、比萨斜塔。他给我看庞贝古城的残壁画画册,可在他心中长城还是最雄伟的古迹。
在姥姥家和姥爷家受的熏陶,接触到世界上有美的东西。对我来说,美的东西是一种很远的,好像和我生活的现实不符的东西。但是又觉得生活中有很多还是美的,那就是一种深层的亲情的、友谊的爱。
我受我姥姥的影响很深,她是一个很顽强,很正直的人,她对我做过很多训练。比如说她让我画画,但画画的时候不可以用橡皮,她说你用橡皮,就是在改正错误,你必须要在每一次画的时候,在心里建立一个成功的概念。所以,你不要一开始画,就想到你要画错,我不给你橡皮,你不可以涂改,你只能重新画,都类似于这样的训练,是日常的。
王静:就是对人的那种品格、品质和毅力的训练。
李爽:对,就是一种品质,我冻伤回来以后,我对什么都觉得特别可怕,所有的事情都觉得可怕。她说:你一定要战胜这种害怕,其实没有什么。她说,只有勇气,才可以让你的心量长大。要不然,老是这么小,多懦弱啊。夏天我很想吃冰棍,家对面就是卖小豆冰棍的,在南小街,现在可能南小街都不存在了,那街是很窄的,她说你自己去买,我给你钱,但我就是不敢过马路。我长大了以后,我姥姥说:其实我一直就藏在那门后面,看着你,在门缝里,我看着你不敢过马路,我心特别疼。但是她说,我就是一定要坚持让你自己过去。
王静:你最初是怎样开始接触绘画创作的?参与“星星”其中有怎样的故事?
李爽:我在13岁的时候,我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启示,我要画画,我一定要画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拿起一只铅笔开始画,结果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停下来。我是一个很不会推理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推理,我做一件事情从来都是以热情去做,好像总是以第六感官去想、去行事、去做决定。我到今天还会很惊讶,世上有很多很多人是藐视热情行为的。他们以冷血的精打细算去策划行为。那么利益来时,他们还会有能力热情的去享受赞美吗?别扯远了。1966年开始文革,1968年“红八月抄家”的时候,我应该上学了,二年级。我们全家都被卷到这个受冲击的风波里面。我的家被红卫兵随便抄,一共抄了五次。结果抄得连我们最简单的锅也没有,碗也被砸碎,我们连过冬衣服都没得穿。我们家最后一次抄家,只剩下了一个南瓜,南瓜没有被抄走,我们连续三天,吃这个南瓜,那时候我8岁。
我从13岁画画,也是遇到各种困难,有空我就画,还去找一些教水彩的资料,当然因为很少嘛,“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烧掉了,我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当时一旦找到了,如获至宝。自学画了很多东西。
那时我们得到一个苹果都是很难的,我只要得到一个苹果,肯定不会狼吞虎咽地给吃了。我一定是把它先画下来以后我再吃。
王静:你认为你的这种品质是天性吗?
李爽:是一种在内心中熊熊燃烧的天性,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能量和愿望,就像天赋予你。以后你会体认到一种,被激发后的成果给你带来的悦愉。纸上的苹果绝对比真的苹果要甜。自学到17、8岁,我就开始有一种愿望去写生,画风。我家离紫竹院很近,我经常去写生,那时候只要一有空我就去画风景,我认识了另外一些跟我一样的画家也在那里画风景的,就跟滚雪球似的,画家认识画家……这样慢慢开始认识一些人。
王静:像当时认识的人,比如说一直到“星星”美展的时候,最早认识的人都有哪些?
李爽:认识无名画会的朋友比“星星”的早。“无名画会”的张伟、马克鲁、唐平刚、赵文亮、李珊……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在插队的芒流。一些由个自爱好自动组成的地下沙龙。包括流氓小偷一类。在北京个各角落中过着消极的与社会抗衡的生活。画画的在当时也是一景,我们集体三五成群骑自行车,身上手上花花绿绿很多油彩。从紫竹院到颐和园,圆明园又回到故宫北海。……我也认识一些摄影的朋友,四月影绘的王志平,李晓宾。我那个时候还认识池小宁、池小青。我先认识池小青,通过她我认识池小宁了。我常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有画册。他父亲是北影的美术设计,池宁。家里有很多苏联的或其他的画册。小青画画,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父母“文革”的时候受冲击自杀了。我当时认识他们以后,觉得好像不幸的人遇到更不幸的人,感觉到自己还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们的处境比我更惨了。我由衷升起的第一个愿望是给他们友情。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人,诗界的芒克、严力,北岛。江河、舒婷、郭路生同时我也认识了属于高干子弟的一些人,他们也很愿意和我接触。按社会的阶级来说,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文革时被革了命的正是我们这种“四旧”生出的“狗崽子”。但是他们也很愿意和我们接触。实际上他们跟我们接触的过程中,有一种隐隐约约地对我们有一些羡慕感,羡慕我们与“四旧”的文化关系。这是一种寻根,任何事物都不能不尊重自己的根源,文化不是有一天突然从石头里自己蹦出来,对你说“我是你的”。于是你拿起来傲慢的向世界宣布,这都是我的!我发明的!又扯远了。
那个时候我家住在西城区甘家口那一带,可以说,甘家口是一个北京文化复苏的摇篮。比如说当时的诗啊、绘画啊、音乐啊,包括民主运动的这些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王静:你是怎样认识北岛、芒克他们的?是不是因为当时画画和诗歌其实都属于文艺,同样喜欢的人之间联系可能是非常密切的。
李爽:物以类居。我们聚在一起谈论读书心得,谈诗,绘画。我在北岛家中喝咖啡是第一次,如今我到还是要喜欢每天喝北京的花茶。那个时候我还在插队嘛!我是最后一批插队的,在北京顺义县的高丽营公社。但我插队的时候就是拼命地画画,虽然插队很累,但是劳动以外的所有时间我都用来画画。所以我在顺义插队的时候,画了好几百幅小风景。后来我考电影学院,和吕越、张谊等一起。我没有被录取,我的素描得了80分,色彩静物得了84分,而我文化课上的政治得了0分。而我朋友们吕越考上了,蒋晓真、艾未未也都是这次高考进了电影学院。我又回村里干活去了。而一个朋友,认识青艺的人,把我的风景画拿去给青艺看。不料,我被录取了。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做正式美台美工,一个月三十六元人民币。奇迹发生了。就在这时我与我的艺术家朋友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通过严力、芒克又认识了黄锐、马德升、阿城。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如今我们很少见面,见到都很亲切,因为我的确与他经历了这段真而肯诚的友谊。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一起拼搏过。记得黄锐笑着对我说:你是青艺的。我点头,我们想弄一个展览,你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完全不犹豫就答应了。
王静:这是在他们刚刚要筹划“星星美展”的时候之前。 李爽:对。
王静:与大多数星星成员不同的是,您是星星里唯一的一位女性,您觉得促使你加入星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李爽:按我先生的回忆说,你穿着像一个男人。我在星星时有个外号:“少爷”他们总是都像大哥似的不让我干重活的。“少爷”的穿着是避免浪漫的角逐。
我觉得参加“星星”就好像一个人不再光着脚乱跑,穿上鞋子走出家门去闯天下了。而且这时候我幼年的经历又转化成一种呼唤我灵性的一种力量,所以这时候危险就不在话下了。
由于我幼时受的那些磨难,所以我是对危险有准备的人。我知道恐惧是什么,也正是因为我经历过恐惧,所以不再畏惧恐惧,进而战胜恐惧。
王静:你在知道要做“星星”这个展览的时候,这个展览跟当时主流的其他的展览有什么不同?你当时考虑过吗?还是完全就是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一个展览我就参加了?
李爽:当时所谓展览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沾不着边的。我们不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也不是官方的美术工作者,所以对我们来说,展览不可能临到我们头上的。
我们志同道合的背后的另一个意义是抗挣。星星的口号是要艺术自由创作自由,这是真正发自内心而来的对艺术的激情冲动。这是健康和美的。
王静:当时国外的这些媒体对星星美展的关注程度怎样? 李爽:国外很关注的。
王静:你们当时有没有一些反馈,比如他们在哪些地方都曾经报道过之类的?
李爽:报道的特别多,当时“星星”在外国人看来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启蒙运动,那个新的启蒙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先生是法国外交部文化处文化外交官,他就特别重视,当时我们筹备展览的时候他带着法国的第二电视台,来到黄锐家拍片,在法国的中国晚间新闻播出,还有外国的学者、记者,跟那些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人,当时我们跟外国人接触,大多数属于文化方面的。当时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国的电视台、世界报等等都进行了报导。我们星星的朋友还被法国大使请到家中吃晚餐,为了我们的安全大使把中国的厨师和服务员请回家放假,大使夫人亲自下厨为我们做菜。我与我先生的恋爱就是在这些频频接触中突发的。
王静:你觉得参与星星,对于你此后的人生和对艺术的思考产生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李爽:我开始自信!相信自己这一生真的要做一个艺术家。一个说实话和虔诚的艺术家,在尘世中有那么多的伪善和教条,都被视为“真理”这些东西是可以遮住源本的真理。我们人甚至可能被真与善相反的东西,丑和恶的知识洗脑。基于这一面做为一个艺术家就负有了责任。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服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规律,而独立的,充满尊严的存在着。并且遵守自己可以触及的内心世界,也能与别人分享的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王静:您为什么后来去到了法国?与星星有直接的关系吗?
李爽:没有星星就没有我今天的家庭。李爽事件的起因与星星与西单民主墙和当年的民主思潮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一件事物可以单独存在于世间;每一件事物都由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来促成。我被抓后三个月传讯中主要内容为审查每一个我认识的“同志”资料,星星中我是唯一被抓的,判刑的罪名为“非法同居”。判刑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的北京日报,中央电视台都以专题文章的节目批判“李爽事件”。我与我先生的婚姻正在这个以北京最激进的要民主思潮的交界点上亮相。我成为“教育”百姓的坏典范。当时不只我一个人被抓,但我是星星里唯一被抓的。只因为我先生不顾一切全力在法国社会对我进行营救活动,惊动了法国政府也惊动了中国政府。由法国总统在访华时亲自过问,我被提前几十天释放。“李爽事件”是文革之后第一起中外婚姻事件。我的二年徒刑为今后的所有中外婚姻打开了一扇门。星星中也有朋友因为我的坐狱而顺利与外国人结婚出国居住。我才坐了两年狱就可以使那么多有情人成眷属。结局我很高兴。也是值得的。
王静:今天来回顾的时候,您怎样看待星星那段往事?和参与星星的你们那拨人?
李爽:我和星星的朋友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了很多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在这儿我向我的朋友们表示很深的敬意。而我也对自己问心无愧。
王静:假如时光倒流,你还会选择参加星星吗?
李爽:轮回是存在的,时光却不会倒流。

李爽是中国最早的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的唯一一位女性创始成员,与其它星星画会的艺术家王克平、黄锐、马德升和作家阿城、北岛等,踌躇满志地争取“艺术自由”。纵然展览被当时的政府取消,但那前卫的精神及胆识对今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功不可没……
展览时间:2008年3月15日——4月6日 展览地点:上海敦凰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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